甘孜日報 2020年12月02日
文化遺傳基因與生命本相體悟
◎丹珍草
文化遺傳基因往往表達了一個民族心理層面的東西，往往與其文化根脈息息相關。被稱為“康定七箭”的甘孜藏族作家意西澤仁、列美平措、格絨追美、達真、高旭帆、尹向東、雍措，幾乎都是康巴這片熱土出生成長的人，都與甘孜這片土地有關。無論是地理的，文化的，還是文學的，“康定七箭”通過對本土文化、地方性知識、鄉(xiāng)土地理等民族志式地觀察體悟與書寫，捕捉到的不僅是題材資源和文化養(yǎng)分，滲透于作品字里行間的鄉(xiāng)土觀念與家園意識，實際上也是對人類原初溫情的守護。由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禁忌習俗、民間信仰等所承載的部族更為久遠的文化遺傳基因及其文化心理，對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不僅僅是個體性的，更是群體性的。他們雖然以漢語表述，但表達習慣和敘事語境卻是藏語式的，深涵康巴文化意蘊?？祬^(qū)特殊的地理空間、文化傳承與他們的文本既相互聯(lián)系又彼此疏離，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達了更為開闊視野中對生活及生命本相的體悟。
貳
在人類的童年時代，民俗禁忌都曾經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漢文化經典中的《周易》最早就是講占卜的。占卜也是早期藏族人認識世界、了解世界、預測事物發(fā)展方向的重要手段或方法。青藏高原民間至今仍傳承和使用著種類繁多、內容龐雜的占卜術。從事占卜者，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宗教職業(yè)者，如格魯派的僧人、寧瑪派的咒師，還有生活在民間的占卜師或苯教巫師。占卜重在觀察事物的前期預兆，預測吉兇禍福與成敗得失。筆者在康巴地區(qū)的田野調查中得知，從古至今，占卜術形式多樣、紛繁復雜卻自成一體?？蛋偷貐^(qū)生活中較常見的占卜術是：“六字真言”卜、線卜、念珠卜、夢卜、骰子卜、石子卜、圓光卜、鳥卜、箭卜、鼓卜、指卜、簽卜、繩卜、骨卜……還有與他民族占卜文化相類似的相人術、占音術、占脈術等等。比如夢卜。在藏族民間文化中，有關夢的資料極為豐富。一些高僧大德的傳記中記載最多的就是種種夢兆。藏族民間至今依然十分重視夢對人的各種啟示作用，仍然將夢作為一種預兆。有關夢卜方面的文獻如布頓大師的親傳弟子仁欽南杰所著《夢觀察法》和隆多喇嘛所著《各種夢兆觀察法》等。苯教對夢有著獨特的揭示和認知，傳承有序，自成體系，已形成影響深遠的苯教夢文化?，F(xiàn)代社會，藏族民眾對夢兆的解析，主要還是依賴民間宗教社團，以及苯教巫師或民間個體宗教職業(yè)者如“哈瓦”或“苯苯子”等，巫師、喇嘛對夢的闡釋分析，人們往往深信不疑，非常虔誠。
在“康定七箭”的作品中，讀者能夠明顯感受到，夢兆往往成為預示或推動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手段。
格絨追美《隱蔽的臉》“喇嘛的夢”一節(jié)中，雅格老喇嘛夢見自己在跳舞，袈裟像風一樣裹卷起身子，夢中，他看見自己騰空飛了起來，看見一個魔女變成一條龍似的怪物，和他對打，他也迅速變形成為一只碩大無比的鯤鵬，那魔女又變成一只花貓……“總是噩夢不斷，像是要發(fā)生什么大事。比如，定曲河出現(xiàn)了斷流，大地干枯燥熱，如同一只火爐；雅格家向東的那面墻轟然倒塌，而宛絨村里更出現(xiàn)了一股股黑色的風，整個村莊像是罩在了黑暗里，不見天日，等等。而那只靈異的狐貍夜夜哀嚎，每每將他從夢中喚醒。他翻卜辭書，自己也卦算，而且還做了許多相應的法事，然而，卻不見任何起色。他終于明白: 天意如此。厄運已經虎視眈眈地來到了村莊?！毖鸥窭侠镞@些混亂不堪的夢預示雅格家的劫難之輪開始啟動了。小說還有多處章節(jié)寫各種夢兆，如“預言”“夢魘”“活佛瘋了”等等。無論是敘述手法，還是謀篇布局，作者大量采用與夢兆有關的虛構性寫作，使小說充滿了奇譎、迷離、虛幻的神秘色彩，常常埋伏著多重隱喻或轉喻，彌漫著神秘而詭異的色彩，為讀者的閱讀增加無限的想象?！霸谘┯?，到處都是捕夢之人、描畫夢相之人。一些修行者還執(zhí)著于法力在夢境中修煉，被稱夢瑜伽……”文本在對這些夢的描述中，讓讀者除了感受藏民族宗教意味濃厚的詩性思維和文化心理外，其中似乎也隱含著人生如夢、萬法皆空的深層文化意蘊，思考人的命運在何種程度上具有何種寬廣的可能性，人作為個體或群體，在時間、空間、宇宙中的命運。
叁
筆者始終認為，文化的傳承蘊含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官方的、經典的、書面的系統(tǒng)；一個是民間的、通俗的、口傳的系統(tǒng)。前者來自于文獻，居于中心、主流的地位，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智慧和文明程度，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心靈支柱。而后者來自于田野，處在邊緣的、非主流的位置，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活力、信仰和生存智慧，是一個民族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體現(xiàn)。前者是文化精英的個性化寫作，呈現(xiàn)出清晰的理性；后者則是普通底層民眾的集體智慧，依賴于豐沛的感性。前者是民族精神的主導因素，后者以集體無意識狀態(tài)積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處。前者莊嚴大氣，充滿了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后者生機勃勃，處于“活態(tài)”流動之中。在文化發(fā)展史上，這兩個傳承系統(tǒng)一直處在一種相互影響、相互消解、相互建構的互動關系狀態(tài)中，都是文化整體性的體現(xiàn)。只有厘清本民族文化內部不同傳承系統(tǒng)的關系，或許才能真正看清本民族文化的整體性及其傳承脈絡。而重視文化遺傳基因，是如何作為文本系統(tǒng)、意義系統(tǒng)、象征系統(tǒng)、所指系統(tǒng)來表達文學性、價值觀、信仰以及民族和國家的關系，其實也是“全球化語境”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步展開和相輔相成。
在藏族當代文學中，作為底層成分的民間文化如神話傳說、故事歌謠、格言諺語，以及信仰禁忌、巫術民俗等，一直以來都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重要資源和書面文學的源頭活水。相對于書面?zhèn)鹘y(tǒng)或正史，活躍在民間的口頭傳統(tǒng)、民俗禁忌，歷史則更為漫長，足跡更為久遠，這些“遺產基因”早已綿密入微地化入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對民族文學文化發(fā)展，產生著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如楊義先生所言：“正史以它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來過濾材料，那些沒有獲得話語權的東西，就留在了民間，沒有被記載下來，但是它們一直在民間生長著，對整個民族文化的生成、發(fā)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p>
民間文化是相對于官方文化的傳承系統(tǒng)，在文學上更是一種表達方式。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十二》有言：“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辈刈蹇陬^傳承有自己獨特的修辭構成方式、意義表達方式和傳播及接受方式。雍仲苯教創(chuàng)始人敦巴·辛饒彌沃齊生活的時代，已形成了以口傳為形式的三種教法：“仲”“德烏”“苯”。古典長篇小說《勛努達美》以及“八大藏戲”等都采用了“說”“唱”結合、散文和韻文相結合的表達方式。盡管在我國有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藏族文學具有漫長的書面文學史，但藏族名著《西藏王統(tǒng)記》《西藏王臣史》《賢者喜宴》的很多書面章節(jié)如獼猴繁衍人類、文成公主的故事、修建大昭寺的傳說等，都是根據(jù)民間口頭傳說進行的藝術再加工?！睹桌瞻偷栏琛芬彩窃诓刈迕窀杌A上創(chuàng)作而成。其他如《薩迦格言》《水樹格言》《國王修身論》等被認為最富文采的文字優(yōu)美之作正是因為滲入了民間文化、口頭說唱以及初民式的生動表達，才得以傳承至今。
“康定七箭”的漢語創(chuàng)作繼承了這種文學傳統(tǒng)，他們的作品語言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簡潔、質樸，呈現(xiàn)出一種簡單化風格和“若愚”狀態(tài)。文本表達整體上趨于直覺化和形象化，語言結構也呈現(xiàn)簡化趨勢。對于有些幾乎只能用藏語才能表達的語境，作者努力不讓漢語淹沒于藏族人母語的口吻語氣，盡可能地將母語直譯為漢語，保持藏文化意味不被消減，希望在另一種語言中仍能奇妙地轉換并準確地表達。康區(qū)民間流傳的雄獅大王格薩爾王的傳奇故事、青稞和牦牛的故事、猴和鳥的故事、阿古頓巴的故事……等等。這些積淀深厚、生機勃勃、細水長流的口頭傳說，閃耀著民間文化的靈光和智慧，成為“康定七箭”作家書面文本創(chuàng)作的重要文化資源。
以歌唱或吟詠進行敘事或傳情表意是藏族文學的傳統(tǒng)特征之一。當代藏族作家“康定七箭”的敘事文本自然大量運用民間歌謠和傳說，這些歌謠和傳說既承擔著敘事功能，又充滿了抒情色彩，與藏文學“說”“唱”結合的傳播方式一脈相承。格絨追美《隱蔽的臉》中有首民謠說唱：
最初斯巴形成時，陽山坡上長白竹，
白竹頂上白鳩落，白鳩送來大米種；
最初斯巴形成時，陰山坡上長青竹，
青竹頂上青鳩落，青鳩送來青稞種；
最初斯巴形成時，山坳中間長紅竹，
紅竹頂上紅鳩落，紅鳩送來紅麥種。
這是藏族先民最早關于世界、天地山川、自然萬物是如何形成的一組古老的問答歌《斯巴宰牛歌》，又稱《斯巴形成歌》。歌中的斑鳩、大米、紅麥、青竹，非常符合康巴藏區(qū)的氣候自然環(huán)境。關于天地山川的形成，古歌還有另外一組著名的《斯巴宰牛歌》：“問：最初斯巴形成時，天地混合在一起，請問誰把天地分？最初斯巴形成時，陰陽混合在一起，請問誰把陰陽分？…… 答兼問：最初斯巴形成時，天地混合在一起，分開天地是大鵬，大鵬頭上有什么？最初天地形成時，陰陽混合在一起，分開陰陽是太陽，太陽頂上有什么？……”還有一組問答：“斯巴宰殺小牛時，砍下牛頭放哪里？我不知道問歌手，斯巴宰殺小牛時，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問歌手，斯巴宰殺小牛時，剝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問歌手。答：斯巴宰殺小牛時，砍下牛頭放高處，所以山峰高聳聳；斯巴宰殺小牛時，割下牛尾在山陰，所以森林濃郁郁；斯巴宰殺小牛時，剝下牛皮鋪平處，所以大地平坦坦。”另有異文問答歌：“割下牛尾放路上，所以道路彎曲曲?！?我們從后期的斯巴形成歌中，已經感受到，古歌中的“斯巴”已經不再是指“世界”或“宇宙”，而是康區(qū)民間生活中經常可見到的一個有力量的壯碩的草原牧民形象，簡單而樸實的民間生活場景撲面而來。有的記載已將“斯巴”意譯為“世故老漢”，歌中同樣充滿了牧民的日常生活氣息。“天上不下金雨，地上怎么長出銀貓？頭人、活佛不厲害，人頭怎能如割草?！薄袄匣⒙湓诓菰?，綿羊磨開了牙齒；活佛侄子當了匪，頭人的狐皮帽哪里放？”
太陽就在頭頂
姑娘就在眼前
我的身體暖和了
我的心也燙起來。
這些口語化的民間歌謠，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大大增強了小說語言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在作品中也發(fā)揮著塑造人物，抒發(fā)情感，表達故事主題，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多維立體敘事功能?！翱刀ㄆ呒钡奈谋緞?chuàng)作，無論是小說、詩歌或文化隨筆，都深受地方性民間故事歌謠的滋養(yǎng)和影響。他們把民歌稱之為“關乎靈魂的歌唱”“是難以釋懷的生命經歷”“與命運之感與心靈的隱痛息息相關”。傳承千年的口頭文學，不管是歷史傳說或者其他經典篇章，都往往以韻律優(yōu)美、適合說唱的詩歌語言來敘事，或機智，或幽默，或憂傷，這種輕松幽默不乏智慧的民間表達手法，為作家創(chuàng)作提供了巧思靈感，并無數(shù)次被作家拿來運用，使書面文本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形象、心理刻畫和藝術感染力都更加貼近民族文化的源頭，敘事也更有張力，具有文本創(chuàng)作的普遍性和文學性。藏族文學中往往善用比喻，這種比喻的主要形象和喻體，大多來自藏族人平常生活語境中，來自地理自然、山川河流和動植物形象，比如藏族人常常形象地把森林草原看作人的身體，把礦藏稱為人體的內臟，把江河湖海比做人體的血管。所以，少數(shù)民族作家和詩人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他們文本的敘事、語言和說理中，常常使用一些形象生動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這種比喻，簡單隨意，質樸天成，更多地體現(xiàn)了一種生活的原初狀態(tài)和直接感受，同時透出了獨特的民族民間文化氣息。
藏族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敘事形態(tài)，一直表現(xiàn)出一種帶有明顯的民族自傳性質和深刻的本土文化印記，還有民族志詩學的“細描”。呈現(xiàn)出民族性與現(xiàn)代性，個人感知與族群記憶，“個人話語”與“集體話語”，“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相互交織的敘事風格。特定的文化遺產基因，蘊含了一定社會部族群體的集體無意識?？此圃己唵螛闼兀踔粱闹嚹Щ?，卻飽含復雜豐富的文學傳承表述。充滿敬畏、虔誠、禁忌，自然靈性、奇異想象的原始思維與初民意識以及直抵內心的口頭歌謠，正是文學創(chuàng)作所需要的。“康定七箭”置身于多種文化之間，在視野上更為敏銳，更善于表達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沉潛，更能發(fā)掘自身文化和民族的獨特性與優(yōu)缺點。作品表現(xiàn)出濃厚的鄉(xiāng)土情結、民間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的烙印。他們的社會人生，理解表達，都與他們在“小傳統(tǒng)”中，接觸的傳統(tǒng)形態(tài)與遺傳基因密不可分。民間文化一代又一代的有序傳承，雖然經過無數(shù)次的加工創(chuàng)造，雖然經不起歷史或文獻的考證，但其中的情感、思維、心理是真實的?！翱刀ㄆ呒闭菓{借對康巴文化遺產基因的關注與體悟，使他們捕捉到了歷史潛行的蹤跡和部族更為久遠的文化心理。在這個層面上，無論生活在哪里，無論生活在什么時代，歷史永遠只是外殼，是生活表層不斷流淌的東西，生生不息的是那些生活的潛流——活態(tài)流動中的生命本相。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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