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7月16日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在康定成立。圖為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桑吉悅希（天寶）宣布自治區(qū)成立。
◎本網(wǎng)記者 張永才 文/圖
他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藏族老紅軍，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批藏族黨員之一，他是唯一一位代表藏族參加新中國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會議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是共和國第一個專區(qū)級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長。他的名字叫桑吉悅希，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天寶。
主人公小傳
天寶，又名桑吉悅希，1917年出生于四川馬爾康，少時入寺廟當“扎巴”。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3年至1949年任蒙古抗日支隊教導員。1950年11月，當選為新中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政權——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1955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劃歸四川省，改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任主席；1952年，兼任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州長，成為共和國唯一一位同時擔任兩個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州長的干部。后來，天寶同志又先后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西藏自治區(qū)政協(xié)主席、西康省副省長、四川省副省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以及中顧委委員等職務。2008年2月逝世。
脫掉僧衣?lián)Q戎裝
1917年2月，馬爾康黨壩一個叫石果壩的偏僻小山村，一戶窮苦的藏族農(nóng)民家里誕生了一個小男孩，父母為這個小男孩取名木爾加。木爾加出生時，他已經(jīng)有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隨后的幾年時間里，父母又為他生下了兩個弟弟。
木爾加的父母都是窮苦農(nóng)民。在當時封建農(nóng)奴制統(tǒng)治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nóng)民，一年四季無論怎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艱苦勞作，最終的“收獲”，除了土司、頭人那無情的盤剝和猙獰的皮鞭，便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終于，父親孱弱的肩膀再也無力抵擋命運的凄風苦雨，在木爾加尚未成年的艱苦歲月里，懷著一腔對現(xiàn)實的絕望和對遠方的一絲兒期待，帶著木爾加的大弟弟一步三回頭地走出了家門，漫無目的地向著茫茫遠方流浪……從此，父親和大弟弟便永遠走出了木爾加和母親的世界。7歲那年，小木爾加被送到附近的一座叫色不計的寺廟當上了一名“扎巴”。
色不計寺是一個非常小的寺廟，全寺只有二十幾個喇嘛，寺中沒有活佛，只有一位老喇嘛管事。老喇嘛教小喇嘛們學習藏文、念經(jīng)。從走進寺廟之日起，木爾加穿上僧衣在那座并不算大的寺廟里，整整度過了11年的苦行僧生活。在色不計寺學經(jīng)結業(yè)時，老喇嘛為木爾加改名為桑吉悅希。
對于整整11年的苦行僧生活，桑吉悅希很是遺憾。生前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他曾說，“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位老喇嘛學問也不高深，除了教我們死背經(jīng)書外，并沒有講授過什么教義，更沒有教我們寫作應用文等等……學了那么多年，不僅沒有學好藏文和佛經(jīng)，就是連封信都不會寫。”
11個春秋，在有口無心的誦經(jīng)念佛過程中以及成長的身體里，桑吉悅希感到“佛”離他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11年的苦行僧生活，他得出一個結論：佛的世界，應該是一個人們吃得飽穿得暖、人與人平等的人間。1935年春天，這個他在寺院里沒能找到的平等的人的世界，忽然在紅軍的行為和言談中印證了。于是，為了內(nèi)心那個樸素的愿望，桑吉悅希走出寺院，脫下已經(jīng)穿在身上11年的僧衣，跟隨紅軍北上，開始了他全新的人生。這一年，桑吉悅希剛好18歲。也許，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走，便走出了一位代表藏族參加新中國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會議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便走出了新中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州的首任州長。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來到阿壩。“殺人放火”“共產(chǎn)共妻”“滅族滅教”——紅軍到來之前，國民黨散布的謠言鬧得人心惶惶。藏族群眾對這支從未見過的軍隊感到非常害怕，不但土司、頭人和有錢人家都跑到山里躲避，就連普通的群眾也有不少人逃向了山里。桑吉悅希是扎巴，家里窮得叮當響，雖說是不怕，但看見鄉(xiāng)親們都往山里躲避，他也跟著跑到山上去了。
不久，鄉(xiāng)親們發(fā)現(xiàn)這支軍隊有些奇怪：又是風又是雪的，明明寺廟和民房都空著沒人住，他們卻不去住，而是在外面挨餓受凍。一些膽大的人先是遠遠地觀察，后來便慢慢地接觸這些軍人。他們發(fā)現(xiàn)，這些軍人都非常友善，雖然語言不通，但總是笑嘻嘻地打著手勢同他們親熱地招呼。這時候，他們驚奇地感覺到，這支軍隊與他們過去所見過的軍隊完全不一樣，這支軍隊不僅不騷擾百姓而且對貧苦農(nóng)牧民還特別好。不知不覺中，人們有了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支向著窮苦百姓的軍隊。尤其是桑吉悅希和一批藏族青年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這支軍隊對自己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于是，一些年輕人開始大膽地同紅軍接觸，有的甚至參加了紅軍。這其中，桑吉悅希認識的一個年輕人還當了隊長，雖然他并不知道“隊長”是多大的官，但是他看見這個人能管幾十號人，今天在這里打土豪明天在那里給鄉(xiāng)親們分浮財，風光得很。
桑吉悅希動心了?！八麄兡墚敿t軍，我為什么不能呢？”他毅然報名參了軍，當即脫下僧衣，穿上了一套看上去并不怎么合身的半新不舊的軍裝。一個小扎巴當眾脫掉僧衣，換上紅軍的軍裝，頓時贏得了紅軍戰(zhàn)士和藏族青年朋友的喝彩，他自己也十分“得意”——雖說那半新不舊的軍裝并不太合身，但畢竟長這么大了，還從來沒有在眾人面前這么“風光”過！他感覺自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桑吉悅希過去當扎巴，雖然耗去了整整11年的光陰念誦經(jīng)文，但是“小和尚念經(jīng)有口無心”，最終對經(jīng)文的意思還是不甚了了。自從當了紅軍以后，他心里越來越亮堂了。他逐漸明白，當紅軍不僅是為了自己有飯吃、有衣穿，也不僅是為了自己“風光”，而是為了讓天下的窮苦百姓脫離苦難。他更知道了，藏族和漢族是兄弟，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各民族應該友好相處、平等相待。桑吉悅希堅信自己的道路沒有走錯。這一年的秋天，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批藏族黨員之一。
毛澤東給他取名為“天寶”
1935年8月起，桑吉悅希隨紅軍輾轉三次走過茫茫草地，歷經(jīng)千辛萬苦。1936年10月，三路紅軍終于勝利會師陜北。
延安城北關外有一個叫小溝坪的地方，中央黨校當年就設在這里。從這里放眼望去，左前方是寶塔山，彎彎的延河從山腳流過。河對面就是楊家?guī)X，那是當時中共中央的駐地。
從延安時期起，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視為將來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展工作培養(yǎng)干部。1937年中央黨校將少數(shù)民族學員單獨編為一個班，系列為第七班。桑吉悅希于1936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進入四方面軍黨校學習。1936年底，四方面軍黨校并入中央黨校，桑吉悅希便成為了中央黨校的學員。中央黨校設立民族班后，他便進了民族班。
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數(shù)民族學員。藏族學員有桑吉悅希、扎西旺徐、協(xié)饒頓珠、孟特爾、羅德干、沙納，彝族學員有王海民、阿爾木呷、陳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學員有蘇新，苗族學員有石邦志，土家族學員有彭祖貴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經(jīng)歷過長征，還有少部分在土地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同志。在民族班，桑吉悅希被任命為班長，兼學員黨支部書記和學校黨總支委員。
那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經(jīng)常到黨校講課，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領導來作報告。有一次，毛澤東在黨校講完課后，學員們自動列隊到校門口歡送。
“今天我講的話，你們聽懂沒有？聽懂多少？”看到少數(shù)民族學員，毛澤東親切地一個個問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問到桑吉悅希時，學校領導介紹說，他是少數(shù)民族班的班長。毛澤東說：“了不得嘛，當了領導，還帶‘長’嘛！”聽到主席這樣說，桑吉悅希有些不好意思。毛澤東問：“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悅?；卮鸷螅珴蓶|又問：“桑吉悅希是什么意思？聽說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講究?！鄙＜獝傁＝忉屨f，“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悅?！笔菍氊惖囊馑?，“是一位老喇嘛給我取的，有點迷信色彩”。
毛澤東笑著說：“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爺，又是寶貝！”并向少數(shù)民族班的全體學員招了招手，親切地說道：“你們大家都是黨和紅軍的寶貴財富。是上蒼，也就是你們說的佛祖，賜給我們紅軍隊伍的寶貝?！?/span>
毛澤東的興致很高，想了想，又對桑吉悅希說：“長征時我到過你們的家鄉(xiāng)，那里的藏胞對長征的勝利是有貢獻的。漢族有句古話，叫物華天寶，也就是和你那個‘桑吉’差不多。我給你取個名字，就叫天寶吧！”在場的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學員一起鼓掌，連聲叫好。
于是，“天寶”這個名字就在中央黨校和延安傳開了。
從此，天寶便開始使用這個名字。從此，在《中華姓氏大辭典》收入的中華民族11969個姓氏中，也便增加了一個當時僅為他一個人所獨有的特殊姓氏。姓“天”名“寶”，也許這將是中華民族姓氏史上，最后一個由“天子”賜予的名字。而從此，那喇嘛為他取的藏名——桑吉悅希，就像他的藏族血統(tǒng)一樣，成為了他一生中對遙遠時代和家鄉(xiāng)的回憶。
參加解放西藏的偉大進軍
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結束，蔣介石集團賴以維護其統(tǒng)治的主要精銳部隊在戰(zhàn)略決戰(zhàn)中已被基本消滅，國民黨政府瀕臨土崩瓦解，中國革命閃爍出勝利的曙光。在毛澤東的提議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發(fā)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口號，提出“打到南京去”，并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xiàn)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中國共產(chǎn)黨的號召，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從當年的8月起，各方面的代表陸續(xù)到達解放區(qū)，與中共代表共同進行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中國共產(chǎn)黨“五一”口號的發(fā)布，標志著新中國的成立已經(jīng)為時不遠了。
1949年9月，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新中國成立之前叫北平）召開，天寶作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參加會議。從一個小“扎巴”，成為唯一代表藏族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而且是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社會名流、海外歸僑代表共聚一堂，以國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新中國的重大事項，這是何等的光榮！當然，天寶并不知道，這次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的北京之行，將會決定他參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進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之夜，新中國的第一次盛大國宴在北京飯店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600多人出席宴會慶祝新中國成立。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寶應邀出席了這次盛大的“開國第一宴”。宴會之后，天寶在休息大廳遇見了第二野戰(zhàn)軍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劉伯承握著天寶的手說：“桑吉悅希，我們就要進軍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們一起回老家去吧！”就這樣，天寶從第一野戰(zhàn)軍轉到了第二野戰(zhàn)軍，并參加了解放大西南的進軍。
時間回溯到1949年7月。那時，政協(xié)會議正在緊張的籌備之中……然而，正當天寶和全國人民一樣滿懷興奮地期待人民政協(xié)會議召開的時候，遙遠的青藏高原上卻烏云翻滾，卷起陣陣寒流。7月8日，西藏地方當局以防共為借口，驅逐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這一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嚴重事件，通過印度噶倫堡電臺的電波，迅速傳遍整個世界。一時之間，鼓吹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言論甚囂塵上，西藏地方當局的分裂活動也更加緊鑼密鼓。9月17日，西藏地方當局在拉薩召開官員會議，作出從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對抗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決議”?！肮賳T會議”之后，西藏地方當局迅速將“文武對策”付諸實施，竟然以“外交局”名義致電毛澤東主席，狂妄宣稱：西藏是“一直享有獨立自主權利”的國家，“請不要將軍隊越境進入西藏領土”。儼然以主權國家自居。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還極力擴充軍隊、組織民兵，大肆準備武力對抗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當局倒行逆施分裂祖國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特別是藏民族各階層愛國人士和廣大藏族人民群眾更感切膚之痛，無不義憤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進軍西藏事關重大。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親自指揮，并在重大問題上親自決斷。對于向西藏進軍的主要方向，毛澤東曾權衡再三，頗費思量，最后批準西南局劉伯承、鄧小平“擬定以二野之18軍擔任入藏任務。”的電告。
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的任務，最大的困難莫過于處理好復雜而敏感的民族宗教問題以及組織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解決這一系列的復雜問題，極其需要像天寶這樣經(jīng)歷過長期革命鍛煉和精心培養(yǎng)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軍區(qū)參謀長李達約見天寶并下達命令說：“天寶同志，西南局和劉鄧首長決定你參加進軍西藏?！眳⒓舆M軍西藏，天寶并不感到意外。多年來黨的培養(yǎng)，不就是為了讓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發(fā)揮作用嗎？
受命進軍西藏以來，18軍面臨諸多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既能打仗又會做政治工作，但卻很少有過搞上層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經(jīng)驗，要說做民族、宗教工作，幾乎是一張白紙。而現(xiàn)在需要重點做工作的對象，不僅是上層人物，而且是藏族上層人物，是藏族的土司、頭人、活佛。要和他們打交道，做他們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沒底了。
就在這時，天寶來到了18軍。天寶是藏族人，當過喇嘛，熟悉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習俗，與藏族同胞打交道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他又是參加過長征的藏族老紅軍，受過黨多年的培養(yǎng)，曾在中央黨校學習，又曾在延安民族學院深造，系統(tǒng)學習過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參與過《共同綱領》關于民族問題的起草工作，并且是藏族中唯一的一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以天寶的經(jīng)歷和身份，去做藏族地區(qū)上層統(tǒng)戰(zhàn)工作，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天寶雖然在18軍不擔任正式職務，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軍這個戰(zhàn)斗集體之中，18軍的干部戰(zhàn)士也都把他當作自己隊伍中的一員，稱他為“天政委”。
當選自治州首任州長
1950年8月22日，為解放西藏和平談判而奔走呼吁的格達活佛，在前往拉薩途經(jīng)昌都時，被分裂主義分子謀害身亡。格達活佛的遇害，標志著西藏地方當局事實上已經(jīng)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
西藏地方當局對全國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聲置之不理，赴藏勸和人員和勸和團不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至殺害。更有甚者，西藏地方當局把武裝主力和民兵8000余人部署到昌都和金沙江一線，決心要與人民解放軍進行軍事對抗。
形勢清楚表明，若不給予西藏地方當局頑固勢力沉重打擊，和平之門斷難開啟，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斷難實現(xiàn)。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批復了西南局的“昌都戰(zhàn)役”計劃。
1950年10月初，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進入倒計時階段。各路參戰(zhàn)部隊已經(jīng)進入指定位置，各項準備工作都在緊張有序的進行之中。張國華、王其梅、李覺、天寶、劉振國等西藏工委領導成員，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為昌都戰(zhàn)役的實施作最后的準備。就在這個時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項決定，調(diào)天寶到康定，籌備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
為了“昌都戰(zhàn)役”的順利實施，天寶已經(jīng)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向西康藏族上層人士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他們提供牦牛支援運輸，還參與西藏工委對“昌都戰(zhàn)役”的研究。在這個時候接到調(diào)令，對天寶來說太突然了。不過，無論是天寶還是張國華等18軍領導都看得非常清楚，盡管從組織關系上天寶離開了18軍，但是天寶在新的崗位上仍然與18軍、與解放西藏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
1950年11月24日，這是一個喜慶的節(jié)日！
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經(jīng)過充分協(xié)商，選舉產(chǎn)生了自治區(qū)政府組成人員，天寶被選為第一屆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傾巴當選為副主席。這一天，沿折多河兩岸的東西兩條大街上人群如潮，秧歌隊、腰鼓隊、弦子隊，將古城康定揮舞成了一條人群歡樂的哈達，鞭炮聲、口號聲和歡呼聲響徹跑馬山麓。當晚，康定四十八家鍋莊燃起一堆堆篝火，載歌載舞，通宵達旦，喜慶人民當家作主。
作為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專區(qū)級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長，在自治州成立的當天晚上，天寶與自治州的人民一道，圍著篝火跳了一個晚上的弦子鍋莊，喝了一個通宵的青稞美酒……
中央為何選定康區(qū)建立新中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義？對此，天寶生前在接受《甘孜日報》記者采訪時是這樣回答的：
——其一，康區(qū)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輝的一頁。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區(qū)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兒女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犧牲。這是一塊紅色的土地。其二，康區(qū)是連接西藏與祖國各地的重要關口和紐帶，是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區(qū)自治政權的建立必定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權做出榜樣。其三，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通電起義，西康和平解放，為1950年3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62軍186師勝利進駐康定鋪平了道路。從此，康區(qū)揭開了歷史新篇章。以上無不為中央所重視，并最終確定為我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政權建立的首選之地。
天寶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主席后，把協(xié)調(diào)甘孜地方支持、幫助修建進藏公路和機場以及組織動員群眾支援18軍進藏作為第一要務。一年后，18軍先遣部隊勝利進入拉薩，隨后張國華率領18軍軍部抵達拉薩，各路進藏部隊也全部進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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